战争实践永远是检验新作战武器、新作战理论、新作战样式等最有效的证据。俄乌冲突的现实反复揭示一个真理：无人机作战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手段，推动着战争面貌和胜负规则的变化，甚至挑战着人类原有战争观念和理论。但无论战争工具如何变化，从战争哲学的角度来看，战争因何而起、由谁组织、受谁控制、用什么工具和胜负的关键因素等核心问题，其实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战争的政治本质没有变化
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网络化、信息数据化、万物互联化、人工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叠加民粹主义、世俗仇恨等，使得当代战争动因更加多元化、战争主体更加复杂化、战争手段更加多样化。无人机加入到战争工具中，并没有改变引发战争的政治本质属性。
克劳塞维茨说：“政治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隐隐形成，就好像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样。”只要阶级、民族、国家等政治集团的社会政治形态依然存在，必然会在人类社会的大交往中因利益而产生矛盾，这是不可改变的政治属性。从当前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阶级、民族、国家等政治集团是不可能消失的，这些政治集团的矛盾反而可能会越来越大。如俄乌冲突背后的俄罗斯同北约之间的矛盾，巴以冲突背后的犹太人同阿拉伯人之间的恩怨，以及代理人战争背后的利益交织，几乎是理不清、剪不断的。无人机的出现解决不了这些利益诉求、宗教冲突和民族恩怨。战争发起的根源与科学技术发展并不关联，政治仍是决定性因素。
无人机与战争史上过去的坦克、火炮、飞机、导弹一样，是以战争力量的损毁来实现战争目的，只不过与它们不一样的是，它以点对点的杀伤起到“点穴”效果，制造出损耗力量的巨大悬殊。如自杀式无人机摧毁坦克、飞机、舰船，主打的是效率比，倡导的是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如同机枪的出现对步兵、骑兵巨大的杀伤比一样，实现的是对敌方作战力量的精确打击。战争武器使用的逻辑起点是永远的，那就是战争控制。任何一件新武器系统、新作战手段、新作战理论的出现都是朝着战争控制去的，制陆权、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制无人机权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词语：控制。
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是政治集团之间的对抗。随着信息技术在战争中的运用，战争已经改变过去大数量、大规模、大杀伤、大破坏等“宏观”场面。同时，一些新概念武器、“杀手锏”武器、“网络黑客”等新型武器装备和打击方式将决定和影响战场的胜负，战争多了一个“键盘手”之间的较量。无人机武器装备无论如何智能化、小型化、微型化，但是研发这种武器装备的是政治集团，使用这些武器装备的也是政治集团。无人机广泛运用战场，不排除某些利益集团或个人具备了发动无人机作战的能力，如无人机恐怖事件，或者对某项设施、某个组织、某个个人实施硬杀伤。但这些背后都有政治利益集团在支持，区别只在于前台和幕后，组织对抗是战争的主要特点。
初审：孙世奇
复审：成自来
终审：陈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