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力量中蕴含有战争能量的主变化
能量是物质运动形成的，对应到生命体中，那么所有生命体中细胞的运动就能产生能量。对于人体来说，生物力量主要有三种：体能、技能和智能。过去增加这三种能量的方法是运动、训练和学习，主要靠个人的韧性和悟性来提升，且有极限和诸多“无奈”。但现代生物科技一旦实现个体中体能的微观奥秘被探知，训练有素战斗员的微观机理被复制，智慧的神经网络原理被突破，人的三种自然能力的提升有了更好的科技手段，以人为主的战争能量也将发生质的变化。
人类新能力的提升必然带来新的对抗方式，此时战争能量的释放变成微观机理下的多能释放，即通过获取微观机理信息，着眼微观机理的构成，应用改造后的信息化、机械化兵器，或者研发专门的微观机理武器系统进行对抗，追求打击点的微观精确，打击能量的微观精确。这一能量的释放从冷兵器战争的“体”、热兵器战争的“位”、机械化战争的“面”、信息化战争的“点”过渡到“微”杀伤，并针对战争中的核心——人着手，有目的性、有限制进行战争能量的释放，并形成可控的、可逆的、微观的、非致命的杀伤效果。这种进步带来的好处表现在：肉体损伤和物质破坏将较信息化战争更加减少，对战争控制更为精确；能够运用生物威慑手段，无须战争手段；能够实现快速控制，不用长期战争。
生物能量释放表现为以下特征：一是针对性。战争能量释放更具针对性，改变传统的“集中”“机动”原则、实现“点对点”的打击效果，能够有效控制能量释放，使之与战争的目的更加符合；二是可控性。人类有史以来武器装备的发展都在促进战争中毁伤能量的释放，而运用现代生物科技的装备在某些方面却在限制毁伤能量的释放，只完成生理、心理功能的控制，减少能量的多余浪费。三是多重性。除了陆、海、空、电磁、信息等战场，还开辟了生命微观战场，并引发生物能的对抗；四是智能性。战争能量释放更具智能性，表现为大量使用人的智能与机器结合、人与生物原理结合、具备决策能力的智慧作战平台的系统对抗，特别是大量使用可以精确毁伤人的生理、心理能力的机器人士兵、智能战车和精确点控武器系统等，又或者是直接的无人作战平台之间的对抗，减少人的损失；五是系统性。战争能量释放依靠各个空间能量，也取决于综合力量的发挥，系统战、体系战、混合战成为战争的主要样式。
因而，可见生物力量的战场加入，形成了不同的战争对抗局面，一旦成为战争的主角，也就奠定了战争能量的主变化。
生物力量中蕴含有战争形态变革的主方向
早在2500 年前，孙子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战争力量使用的最优目标和最佳境界。但由于战争控制手段和方式的限制，以往的军事理论并没有正视控制作为独立的军事运动基本形式的存在，而往往把它归入类似战争准备、非战争军事行动、攻防转换、军事运动的非暴力性等范畴。信息技术的出现及战争运用使控制成为独立的作战样式。现代生物科技的加入，使战争控制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控制效率优于或胜于信息控制，且对人类文明发展成果起到低损毁和保护作用，顺应着战争形态变革的趋向。
战争过程控制。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是否摧毁意志。战争是物质的对抗，也是精神的较量，更是意志的比拼。中国古代兵法历来强调，“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美国的罗伯特·斯格尔思将军认为：“心理崩溃——敌人抵抗意志的破灭——只有当敌人发现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受到挑战和阻挡时，或当其政治、经济、军事重心受到威胁、控制或占领而又没有恢复这些重心的能力时，他们才会承认失败。”在信息化战争中，战争已经从过去暴力的对抗，转而对精神力量的打击，进而屈服意志。心理战成为信息化战争中突出的作战样式凸现出来。如美军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利用信息技术制成的“真主”音像让伊拉克士兵无心恋战。但无论是政治心理战、经济心理战、外交心理战和文化心理战等，还是运用宣传、恐吓、威慑、欺骗、诱惑、诡诈以及收买等手段，均是依靠外界因素→心理预期表现→意志屈服来实现的，这种打击方式有一定的粗略性，能不能实现预期的心理表现和放弃对抗存在变数。人的心理运作过程（例如，在想什么、想做什么）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因素、什么机制导致人的心理反应。这些心理反应以往被认为是无法进行“窃听”的，更谈不上对其进行实验“操纵”。然而现代生物科技却能够“窃听”或“操纵”人类的心理活动过程。这样，可以根据心理表现机制→外界因素→心理明确表现→屈服意志，这也意味着人们不必像以往那样，以“大海捞针”式的心理攻击，而是有针对性地直接改造过激心理流程，从而减少冲突，削弱对抗。这种意志屈服的方法将改变战争的过程，跨过纯粹的暴力屈服和文明成果毁坏这个阶段。
战争力量控制：一方面，从人的内部着手，并考虑意志屈服。正是得益于现代生物科技对微观结构功能奥秘的揭示，使得在攻击对方时，在攻击之前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控制毁伤力，如干预哪些功能及干预的程度等，精确到决定或影响生物功能的微观层面，通过对作战人员生理能力、心理特征过程的干扰和破坏，造成有限杀伤或相对致伤，谋求最大限度地使敌方丧失抵抗能力。在作战目的实现后，可向攻击方提供“解药”，避免弹药杀伤方式的不可逆，减少社会的负担和战争的残酷性。同时也可以直接向意志开战，通过控制实现对意志的屈服。
另一方面，从人的外部着手，并考虑力量增强。思维的外化就是把原本在人的大脑中进行的思维过程以某种程序、软件的形式表达出来，变为机器的行为。战争生物力量的外化就是把人的能力提升，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体现起来，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出来，并能够对其进行精确控制。传统控制战争力的手段是控制打击力的发挥，只有控制好打击力也就控制住了战争力，因为人的能力是处于静止不动的平衡状态。现代生物科技使认知力成为战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况且现代生物科技对人的体力和智力均有促进作用，在体力促进上，人硅结合、人药结合、人机结合使人的体力大幅度提升。在智力促进上，各类仿人的高智能机器、生物体的出现代替人完成认知力发挥。战争生物力量控制的重点就转到对人外在能力控制上，通过施以不同的干扰，让人的能力系统出现混乱，使人本身或者从现代生物科技中获取的能力得到压抑和削弱，从而实现对战争力的控制和削弱。
战争效能控制：作战效能是作战力量在规定条件下和规定时空中，实现规定目标任务的能力。把混合战争中生物力量的运用看到一个系统，它的效能是“人”内部效能和外部效能的融合。可以针对不同作战要求和目的，采取两种力量进行控制，实现两种力量的科学分配，以达到控制能力的最大化，实现控制效果的最优化。还可以是控制目的的迂回策略，不直接在军事领域采取生物力量。如利用现代生物科技对动植物加以改造，运用一些非技术力量和非军事团队，从外部对战争力量进行干扰，间接破坏战场力量态势。
现代生物科技对人类生存发展各个领域的促进是显然的，尤其对战争关注的几个核心领域的推动将显著改变战争的方式方法和面貌，以及准备战争、进行战争、实施战争的制胜法则和机理，需要未雨绸缪、提前筹划、从容应对，加快理论研究和技术发展，从而筑牢生物盾牌和生命长城。（来源：光明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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