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力量的较量，两者相比“量”大者获胜。战争力量不是简单的军事力量，还包括精神力量，以及把军事力量与精神力量有效融合、结合的智慧力量，更包括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外交力量、政治力量、舆论力量等等，呈现出混合力量作战的态势，涌现出混合战争的特性。在众多力量中，科技力量是第一驱动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战争形态变迁的引擎。几乎每一次新主导技术的出现，都在催生着经济形态和战争形态的双变革。当现代生物科技成为科学技术群的一员时，它也绽放着独有的多重力量，成为混合战争中不可忽视的制胜力量。
生物力量中蕴含有经济斗争的主战场
纵观世界战争史，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场的较量中，容易让人产生战争是武器装备较量的错觉，好像掌握几件优于对方的“杀手锏”武器、多于对方的战斗人员、好于对方的战场环境，战争胜利的天平就会倾向于自己。殊不知，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背后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来支撑，没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战争几乎是打不赢的。二战期间，苏联能够在极端被动的情况下实现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取决于苏联相对雄厚的经济再生能力。经济基础的强弱直接决定战场上的小胜小败，最后积小胜成大胜，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回顾战争形态的变迁，从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到信息化战争形态，与经济形态中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相对应，又与金属冶炼技术、火药技术、机械技术和信息化技术相契合。可见，一项社会发展中的主导技术可以引领社会形态和战争形态的双跃进。那么，在信息化时代之后，谁又将成为新时代的宠儿呢？在当前纷繁多样的技术中，量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5G、6G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现代生物科技等等，能够引领未来，或许只有现代生物科技了！
现代生物科技已经从学科发展、产业前景、社会需求三个方面逐步呈现出主导之势。从学科发展来看，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后，世界大国纷纷调整科研投入结构，加大对生物科技的科研投入，研究经费投入翻了一番，生物科技论文数量增长了近 1/3，已经占到SCI科技论文数据库的一半以上，代表论文质量的被引频次占SCI 科技论文数据库的65.9%。在全球重大科技进步中，生命科学占了近六成。从产业前景来看，全球生物产业销售额增长率高达25%-30%，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 10 倍左右。生物产业投资利润率可达17.6%，是信息产业的 8.1%两倍，生物产业已成为国家新型战略产业。从社会需求来看，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球人口逐渐增多、粮食生产严重滞后，人类健康新型疾病及新旧传染病威胁、地球资源短缺耗竭等“危机”，传统的工业技术、当前的信息技术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以消耗资源为主的发展方式，而现代生物科技却可以开拓出一条低碳、环保、绿色的“生物”可持续发展道路，是解决人类危机的一剂“良药”，成为延续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首选。人类走出新冠病毒感染大流行的唯一手段就是依靠现代生物科技。全球多位知名专家一致认为现代生物科技将引起另一场产业革命，世界将进入生物科技时代。
当现代生物科技逐步从社会主导技术、主导产业和主导需求中脱颖而出时，它将引领人类形成新的经济时代——生物经济时代。新经济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会决定着人们进行战争的方式方法，生物经济的强弱必然决定战争胜负的走向。
生物力量中蕴含有政治较量的主阵地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政治决定战争、战争影响政治。关于什么是政治，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角度、不同学者的定义均不同，政治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对政治的基本共识是对社会治理的正确管理，多用来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或权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社会关系。但由于所有政治的行为是人作出的，而人是有理性有感情的复杂造物，所以必然要受到各种生物因素的影响和牵制。因而，在研究政治学时，如果不注重研究人类政治行为背后的生物学特征，只把人作为政治单位或政治体系中的因素加以研究，有悖于“人本主义”的原理，也不能准确掌握和了解政治行为背后的生物学因素，不能突出人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和系统生物观。只有在分析人的政治行为中，把人作为一个生物学的整体，把不同人的行为看作生物学的局部，突出人本主义，把整体和局部结合起来，就更能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
作为高级生物的人，其政治行为必然受其生物学因素，如心理、生理、智力等因素的影响。人的生理心理的差异必然影响着一个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对整体社会治理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生物学中人种特征与政治体系的建立。如东西方文明发源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不同的人种，塑造了不同人种的集体生物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得不同人种在不同区域建立了不同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管理方式，产生不同的人权观念和政治理念。如中西方文化中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认识，以及对当前俄乌冲突不同阵营不同的政治表态。
二是生物学中人类本能与政治决策的关系。人类具有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情绪和眼、耳、鼻、舌、身、意的生理需求或愿望。这些生物学本能与政治决策相互关联。人类历史的特洛伊战争和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都有“爱情”的影子，因亲情、爱情、友情发动战争、实施战争、打赢战争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是生物学中人种差异与政治理念的塑造。人类是平等的，但人种之间的生理、心理和智力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如黑人肌肉中的快肌纤维比例高，使其在速度类项目中占据了相对优势。白种人在水中的肌重较小，使其在游泳项目上占据天然优势，而黄种人体重轻、个子小，在灵巧、技能等有关的项目具备竞争优势。漫长的人类文明形成了不同人种之间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而对社会治理理念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塔利班重新执政阿富汗所实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女性学习、工作、生活上的种种限制反映出生物学中的宗教意识对政治理念的影响。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叠加，还将形成不同的政治精英及其代表理念，进而构建特殊的精英式国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影响人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也对领袖人物的决策行为有重大影响。人类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不可否认个别领袖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或许从原自然主义的角度出发，这些人类不同的生物学特征结成的政治关系本身是也原自然生态的，但如果生物学特征能够被现代生物科技改变或者重塑时，其对应的政治体系是不是也会发生波动呢？对战争的起因和延续同样会产生变化。战争母体政治斗争过程和结果的变化也将传递到战争过程和结果的变化，成为战争的主要战场。（来源：光明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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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陈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