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时，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周恩来亦不幸被捕。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名叫鲍靖中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挺身而出救了他。
1927年4月11日晚，周恩来突然接到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送来的急信，请他和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顾顺章一起到第二师师部商谈重要问题。当时上海形势已万分紧张，在场的人都反对周恩来或指挥部其他负责人前往。但为谋求解决危局的办法，周恩来还是毅然决定前往。
周恩来等人一来到第二师司令部，随行卫士即被缴去了所带的枪械，一场特殊的谈判随即展开。起初，斯烈很客气，声称请周总指挥来，是要消除误会、共商合作。可是一谈到保持工人武装、制止流言蜚语等具体问题，斯烈便顾左右而言他。
4月12日凌晨1时许，室外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周恩来立即意识到所谓的谈判不过是个幌子。他马上站起来说：“外面出事了，我得回去处理，告辞了!”“别忙着走，刚才讨论的问题，兄弟还有新的意见。”斯烈说。周恩来厉声说道：“今天你找我谈话，大概是事先准备好的吧。”
这时的斯烈真相毕露，声称：“工人有枪总会出事，上边叫我们随时出动维持秩序，周总指挥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我们可以负责保护。”周恩来怒目圆睁，猛地站起来，一下子掀翻了桌子，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他义正词严地谴责道：“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在周恩来的怒斥下，斯烈竟不敢抬头相望，低声说道：“我也是奉命行事”。
4月12日凌晨，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赶了过来。原来，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通过工人纠察队的黄逸峰，找到与中共上海区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讲明来意。赵舒慨然应允，并及时赶到第二师司令部。赵舒把斯烈叫到了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以第二十六军党代表的身份，对跟随他多年的斯烈一顿痛斥，并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旧情，责令斯烈将周恩来立即释放，直说得斯烈哑口无言。
由于赵舒及时到来并劝阻，周恩来这才化险为夷。离开第二师司令部，周恩来独自一人雇了一条小船，趁着夜黑渡过黄浦江，潜藏在较为偏僻平静的浦东贫民区。未料，这里也是二十六军严密布控的重点，天一亮，周恩来即被该军第七团十余名士兵在一片棚户区搜捕，并被押送到一师七团团部。
团长鲍靖中亲自出面审问，当他来到关押周恩来的小屋时，一下子认出周恩来就是当年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大吃一惊。鲍靖中是广东大埔县人，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1927年3月下旬，鲍靖中被提拔为中校团长，他的团驻防浦东。
鲍靖中一向倾向进步，不赞成反共。此时他暗自决定，要冒险救出这位令人尊敬的首长。他不动声色地打发走看押的士兵，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并表示愿意帮助他脱险。随后，鲍靖中命令手下找来一套军服，让周恩来换上，扮作该团的士兵，随他一起离开浦东。
周恩来被捕后，师部军官就如何处置周恩来发生了争论，副师长主张将其就地枪决，参谋长主张先行拘押，待请示过因病住院的师长薛岳之后，再作决定。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则保持沉默。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曾做过他的老师。考虑再三，酆悌决定去关押周恩来的团部，劝说他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保全性命。
就在周恩来他们准备离开前，酆悌匆匆赶来，鲍靖中以为自己的计划被觉察，一时神色有些惊恐。见此情形，酆悌心中也明白了几分。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问了问团里分片“清共”的情况后便离去，鲍靖中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一行迅速离开，机智地骗过几道岗哨的盘问，几经周折，周恩来被安全护送到火车站附近，安全脱险。
初审：许治远
复审：傅仁斌
终审：袁万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