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早见报于《湖南科技报》4948期第四版
编者按：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奋斗历程中，有无数个“第一”。每个“第一”，都蕴含一段光荣的历史。将这些“第一”汇集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极简史。阔步新征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时期，《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在中国虽然已经得到一些介绍，但大多只是片段的摘录。把《共产党宣言》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成了众多先进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正如陈独秀所说：“这已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
“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
1920年1月，陈独秀离京前往上海时，特意委托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了一本英译本《共产党宣言》，打算找人将它译成中文。同期，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也将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提上了日程。在讨论译者人选时，邵力子推荐了时年29岁的同乡陈望道。他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对此，陈独秀等人都表示十分赞同。
1920年早春，陈望道收到邵力子发来的请其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约稿信和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早年在日本留学时，陈望道就曾读过《共产党宣言》。他深知，这本气势磅礴、富有文采又充满鼓动性的“共产主义第一书”，是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打定主意后，陈望道赶忙提笔复信答应此事。陈独秀也向陈望道提供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供其参照翻译使用。
“真理的味道有点甜”
为了寻求安静和相对安全的环境，陈望道带着妻儿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浙江义乌的分水塘村。两条长板凳、一块宽铺板，既当书桌又当床，在自家宅院附近的一间柴房里，陈望道开始埋头翻译。
陈望道深知《共产党宣言》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为了尽快完成工作，除了短暂的睡眠，他不愿多“浪费”任何时间，就连一日三餐都是让母亲送过来。由此留下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感人佳话：一天，陈望道的母亲给他送来粽子充饥，并端来红糖水，叮嘱儿子趁热蘸着吃。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陈望道回答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母亲进门一看，惊奇地发现儿子满嘴乌黑，红糖水却原封未动。原来是他太过专心，误把墨汁当成了红糖水。
墨汁真的会那样甜？并非如此。但信仰的味道甚至比红糖水更甜。正因为这种无以言喻的精神之甘、信仰之甜，无数的革命先辈，才情愿吃百般苦、甘心受千般难。经过一个多月的夜以继日，“费了平常五倍译书的功夫”，到1920年4月底，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部翻译。
出版工作同样历经曲折，直到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由于印刷工人的疏忽，首版封面上书名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首印的1000册很快卖完了。于是在9月再版加印1000册，将封面书名改正为《共产党宣言》。此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多次重印，成为广泛流传、影响巨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共产党宣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曾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还影响了很多其他革命先驱。刘少奇在回忆过去的经历曾说，在他还在考虑入不入党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言》。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着在场代表们的面对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初审：许治远
复审：傅仁斌
终审：袁万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