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命途偃蹇，前后历典八州，南北行程万里。“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既是他对个人仕途经历的自嘲，也是对其人生况味的另类总结。只有经历人生大喜大悲的反复体验，才领悟到人生的底蕴和真相，苏轼旷达的性格才日趋稳定和深刻，才经得住外力的任何打击。
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遇新党诬陷，下御史台狱勘问，史称“乌台诗案”。获释后，苏轼被贬官，“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自宋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至黄州，到宋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移汝州，历时四年两个月。
黄州地处偏僻，苏轼官微禄薄，生活极其困窘，其所居之“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其所食乃“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寒食雨二首》之二）即使后来经友人求告，得东坡以自耕，但情况依然艰难，故而诗人慨叹“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东坡八首》之八）
除却生活艰难之外，精神上的压抑给苏轼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痛苦。鉴于“乌台诗案”牵连颇广，此时的苏轼分外谨慎人事。在此情形下，苏轼认为“不如牢闭口，莫把笔。”（《与人》）即使偶有与亲友的通信和诗文唱和，苏轼也一再提及“言语之间，人情难测。”（《与腾达道书》）
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次接到谪命，“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治儋州）安置”。宋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北归，翌年七月病逝于常州。
儋州远在海岛，时人称之“蛮荒”。苏轼自叙儋州的生活“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书海南风土》）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苏轼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
虽然如此，苏轼并未悲观绝望，相比此前贬谪，苏轼此时更善于排解苦难，随遇而安。
此时的苏轼不再像谪居黄州时遍寻名山胜景，而是全身心融入底层人民生活，体味节奏舒缓的宁静中的快乐，并写下了大量描写海南风土人情的小诗。最能印证苏轼儋州心态的诗作莫过于《纵笔》：“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
经由谪居黄州时期的心怀惴惴，但求“自安”，到儋州时期的心无挂碍，旷达“自乐”，苏轼终归具有了一种异于他人的精神特质:在回味、咀嚼痛苦之时重新思考生命的真谛，不停地调整着人生方向，最终达到了心灵宁静，乐观待物。这种精神特质与坎坷的人生经历紧密联系，因而更具典型性和吸引力，而苏轼通过其诗文创作表现出的独特人格魅力，也成为后世文人竞相追慕的对象。
初审：许治远
复审：傅仁斌
终审：袁万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