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早见报于《湖南科技报》4892期第四版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史称七届二中全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思想，对党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跳出“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以黄炎培为代表的6位国民参政议员访问延安。期间，黄炎培与毛泽东谈话时发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感慨，并希望中国共产党可以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关于“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早已深思熟虑。1940年1月，毛泽东为吴玉章祝寿时便说道：“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1940年5月，在陈嘉庚访问延安时，向毛泽东表达了他的忧思：中共在抗战胜利后，若是得到了富庶之地，还能够延续艰苦奋斗的作风吗？这引起了毛泽东对周期率的高度关注。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上转载，毛泽东强调：“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些都表明了毛泽东对“历史周期率”具有高度的警惕性。
因此，毛泽东同志胸有成竹地回答了黄炎培的疑惑：“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找到民主这条路，并不代表跳出了“历史周期率”。路子怎么走，关键在于能否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这也是“两个务必”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决不当“李自成”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损失殆尽，中国的革命形势出现了逆转。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仍有百万残余力量分布在新疆、西藏及西南等地区，革命仍未取得最终胜利。
面对解放战争已经取得的压倒性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了此时党内出现的三种情绪：骄傲自满、贪图享乐与不求进步。受到这些消极情绪的影响，党内部分同志开始出现思想懈怠、意志不坚定、组织纪律淡化等现象。为防止全党上下受错误思想荼毒，1945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适时地提出了“两个务必”重要思想，明确要求全党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会结束后，1945年3月23日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向周恩来说道：“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淋漓尽致地彰显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即将获得胜利面前的冷静清醒，以及迎接新中国光明未来的高度自信，“两个务必”也成了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与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
解决问题的“良方”
新中国成立后，党员的数量急剧上升，但整体素质并无显著提高：部分老党员存在骄傲自满的情况，甚至出现了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部分新党员由于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党性还不够强；少数干部存在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的行为等等。对此，毛泽东同志再次重申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性，于1950年如火如荼地开展了整风运动。
这是一场在全党范围内的，针对居功自傲、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行为的大规模整风运动。1950年5月至12月，从各中央局及地方党组织纷纷响应党的号召，到结合各项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再到党员从自我批评中总结反思，整风运动基本实现了改进党的工作的目标，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党员队伍的纯洁性，更有利于在全党范围内弘扬“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对新中国生产力的恢复与经济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此后，毛泽东同志不断丰富“两个务必”的思想内涵，并将其作为处理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良方解药”，也成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重要环节。
在新时代，我们必须牢记“两个务必”，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艰苦奋斗！
初审：许治远
复审：傅仁斌
终审：袁万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