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最早见报于《湖南科技报》4888期第四版
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红军长征之前，中华苏维埃政府在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在这次反腐运动中，处决谢步升是中央苏区反腐“第一枪”，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影响深远，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深入调查铁证如山
1932年2月，中央苏区政府第八次会议作出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进行严办，号召群众检举揭发驱逐政府中的贪污分子。一天，瑞金县（今瑞金市）苏维埃裁判部收到了一封举报信，检举了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的一系列贪腐行为。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何叔衡看了检举信后，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专案组调查谢步升期间，叶坪村村民朱秀秀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检举她的情夫谢步升杀害其丈夫谢深润。苏维埃裁判部根据朱秀秀提供的线索，暗地里对谢步升进行了调查。仅仅两天，裁判部就基本掌握了谢步升的违纪违法事实。调查人员将有关情况向何叔衡做了汇报。由于案情重大，何叔衡向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了解到案情后，当即指示由裁判部负责调查。
按照何叔衡的安排，调查组成员杨世珠又向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过汇报后异常严肃地说：“你们要把情况调查核实清楚，速战速决。”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叶坪村群众陆续揭发了谢步升诸多恶行。之后，1927年谢步升为谋财杀害南昌起义南下军医的事情也被揭发了出来。铁证如山，何叔衡决定，马上将谢步升逮捕关押。
一波三折最终伏法
出人意料的是，谢步升被关押后，案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竭力袒护谢步升。随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通知中央工农检查部和调查组释放谢步升。何叔衡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气愤。他表示不同意放人，并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去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邓小平得知情况后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与此同时，何叔衡安排调查组成员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严肃地说：“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支持下，谢步升案处理工作得以顺利展开。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处死刑。谢步升不服一审判决，认为自己当过云集暴动队队长，打土豪分田地立过功，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临时最高法庭作出维持原状的判决。1932年5月9日下午，谢步升被执行死刑。
震动苏区影响后世
这声清脆的枪响划过江西瑞金城西的田野和山冈，震撼了整个苏区，《红色中华》报、红色中华电台对谢步升案件进行了播报。中央政府随之开展了检举运动，掀起苏区反腐的高潮。根据毛泽东指示，梁柏台和何叔衡反复研究，制订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经毛泽东审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2年12月15日以第26号训令下发。从这之后到1934年春，中央苏区有200余贪污腐败案件被查处，十余名贪官被判处死刑。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风气在党内蔚然成风。
以“谢步升案件”为代表的中央苏区系列反腐案件，对于我们在新的时期开展反腐倡廉斗争仍然具有启发和警示意义。从谢步升罪状看，其腐败主要表现为权、钱、色。时至今日，以权、钱、色为“犯罪构成”的腐败案件具有极为广泛的典型意义。因此，我们应继承和发扬苏区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努力保持一个健康的肌体去克服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初审：许治远
复审：傅仁斌
终审：袁万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