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苛的兵役制度 韩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发达国家之一，一直以来都因兵役制度的严苛而闻名。由于朝鲜战争时期造成的南北问题，在中美停战协议之后，韩国和朝鲜一直在边境线上发生军事摩擦。半岛军政问题迫使韩国实行全民兵役，要求19～28岁的男性公民必须要服兵役，男性年满19岁，就应前往兵务厅指定场所接受体检，准备服役。
防守森严的韩朝边境线
韩国全民兵役制度中，因兵种的不同，服役期限也各不相同，最短期限的兵种需要服役23个月。拒绝服兵役的人会被判刑并接受监禁。只有身体检查未合格的、体育或学业成绩有特殊表现的人，通过一些渠道获得国外永久居留权，并未在韩国国内停留超过一年者，以及患有严重疾病或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才可以减免兵役。在校学生可以选择延后入伍，若是学生读到博士，也需要每年提交延期手续。韩国男大学生上了大学后，在必须入伍的前提下，往往会在大二办理休学，去服两年的兵役，再接着继续完成学业。
拥有不同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财富、三观的人，因年龄相仿被安排在一起生活训练，自然产生了矛盾。同时，韩国军队的政审并不严格，强制兵役使一些流氓地痞、霸凌者和有前科的人也被编入了韩国军队，他们身上的不良社会习惯败坏了军营风气。
早期，由于军政统治和媒体的宣传教育，国民普遍对义务兵役制表示支持和肯定。但近年来，随着军营虐兵事件和权贵们逃避兵役丑闻的频发，改革兵役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政府、军队和财阀政治体系的弊端 韩国政府是由美国政客扶持，而韩国军队则由美军建立和训练的。这导致韩国政府与韩军形成了两种独立的体系。由于受到战时指挥权的限制，韩国政府对军队的管辖十分有限。当军队出现炸营事故和霸凌事件时，韩国政府难以直接对突发事件进行及时干预。冷战时期，韩国还出现过军队把控政府的阶段，所以韩国政府对于韩军的管理并不十分有效。
韩国军队内部实行独立的军事检察制度，军事法庭独立审判，军队检察官因自身军衔限制，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即使上级犯罪，也无法审判上级。审判过程也只是内部审理，不受监管，许多军队霸凌的丑闻直接在内部被掩盖。随着霸凌事件的升级，霸凌事件导致炸营和逃营的次生影响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审判过程才开始逐渐得到监管。
义务兵军衔管理问题 在韩国军队的义务兵制中，把义务兵划分为四个等级，从小到大依次为二兵、一兵、上兵、兵长。在韩国义务兵中，兵长是基层小队中最高管理者，兵长一般体罚上兵和一兵；上兵体罚一兵和二兵；一兵作为前辈，把遭受霸凌的欺侮转嫁到了二兵身上。在霸凌转移的过程中，霸凌的程度自上而下变得愈演愈烈。霸凌行为的间接传递，使被害者成为了加害者，霸凌逐渐变成一种固有的文化，甚至成为韩国军队的风气。被压迫的一兵和二兵往往不敢反抗，当他们使用暴力反抗时，将受到关禁闭的惩罚。
韩国军队文化的影响 韩国军队中普遍强调用“男性文化”来塑造军队的核心价值，仔细探究不难发现这种对所谓男性文化的强调，与军队暴力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男性气概是所有士兵必须具备的，并且需要成为士兵的重要素质，但歪曲的男子气概文化是非正常的军队文化。与此同时，更令人唏嘘的是，韩国军队为提高军纪和战斗力，在军队组织内部进行压迫，将暴力提升为韩国军人所应该追求的处理问题的快捷方式。不少韩国军人甚至认为，虐待行为也是“培养军人”的手段，不仅在士兵群体中，这一观点主张甚至逐渐渗透至军队指挥官内部。
首先是男权文化中的集体化。通过服兵役，具有男性魅力的集体性形成了以认同感和优越感为基础的纽带。加强男权的优越性是统率韩国军队的重要手段。同时，这些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将军队变成体现男性特权的群体。在此过程中，女性群体和新兵群体往往作为被贬低的对象，而这种贬低行为，也间接使得新兵的男性自尊心受到伤害。
其次是男权文化中的性暴力。在韩国军队环境中，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即同性之间的性骚扰、性暴力最终会强化新兵的服从性。具体来说，韩军老兵会从“性层面”下手，用言语骚扰和低俗行为来毁掉一个成年男性的自尊心和羞耻感。在老兵特意为新兵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不少新兵会遭到捆绑、捂嘴、窒息、猥亵等多种类型的侵犯和攻击，一度使新兵在身体和心灵上都受到摧残。用脏话诋毁新兵道德观，摧毁新兵的个性，达到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颇为常见。最后的结果是达成男权文化对于新兵同化的目的。
韩军老兵在新兵训练中刻意强调男子气概的军队文化，对二兵和一兵进行思想欺骗，虽然可能会演变成为降低和损害战斗力的危险因素，但是新兵训练也被当作是男性气概重塑的方式。当他们适应这种扭曲的男性文化思想之后，才能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军人，并得到集体的认可。
因此，男权文化在经历民主化运动后，仍在韩国军队思想中占据中心位置。反常的军队暴力文化并不被认为是问题，而落伍的士兵或遭受暴力的受害者则被打上破坏军队战斗力的“非正常韩国男性”的烙印。这种极端的做法与自杀事故、虐待行为密切相关。
初审：孙世奇
复审：成自来
终审：陈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