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们不仅要同病毒作斗争，还要与阴谋论作斗争。
在2月20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西方个别人和媒体猜测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生物战计划”，是一家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在这个时候，个别人和媒体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不是居心不良，就是荒谬无知。他呼吁，疫情面前，需要用科学战胜愚昧，希望国际社会继续共同反对、抵制阴谋论等“政治病毒”。
世卫组织负责人近期多次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产生或系制造生物武器所致。世界上很多知名医学专家也都认为，所谓“实验室泄露”或“生物武器开发”等说法毫无科学依据。
实际上，无论是生化武器亦或是基因武器，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曾经的人间惨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国家开始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英德法等国一共释放了12.4万吨化学战剂。
在1915年4月22日伊普雷战役中，德军第一次使用了毒气：6公里宽的前沿阵地上，5分钟内德军施放了180吨氯气，约一人高的黄绿色毒气借着风势沿地面冲向英法阵地。这股毒浪使英法军队感到来自鼻腔、咽喉的痛，随后有些人窒息而死。据估计，英法军队约有15000人中毒。
在1918年10月，希特勒就是因为受到芥子气这种糜烂性毒剂的攻击而短暂失明；有数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化学武器战剂而造成的非致命性伤亡约117.6万人，至少有8.5万人死亡。
1935年到1936年间，意大利疯狂地向埃塞俄比亚的江河田野中投放毒物，并在战场上大量使用芥子气，让根本不具备任何防化能力的埃塞俄比亚军队瞬间丧失了抵抗能力。
1939年，日本陆军毒气战部队在中国北方使用了让人皮肤溃烂的“糜烂剂”（黄弹），以及刺激伤害人体呼吸器官的“喷嚏剂”（红弹），给中国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害。
1968年3月13日，美军曾利用VX（神经性毒气）在美国犹他州达格韦试验场做过相关试验。一架F4战斗机携带两罐VX毒剂，并向一片没有标记的地面洒下。但其中一个罐子出了故障，残留有9.07公斤的毒剂。当这架战斗机飞离既定航线时，残留的VX毒剂泄漏出来，这些VX毒剂随风飘落到距离试验场32公里处的颅骨谷地，在此放牧的6000多只羊因此中毒死亡。
图为1995年3月20日发生日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之后，日本警察准备对奥姆真理教总部进行搜查。来源： 新华网
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曾震惊全球，这也是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遭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由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发动的这起恐怖袭击造成13人死亡，近6300人受伤。沙林是常见的军用毒剂，按其伤害作用分类，属于神经性毒剂，可以麻痹人的中枢神经。其毒性之大令人胆寒，通过呼吸道吸入55～100毫克/立方米，或是皮肤接触1.7克的沙林后，便可能在1～15分钟内引发死亡。
以上这些人间惨剧中，无论是芥子气亦或是VX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是通过爆炸的方式释放有毒化学品，这些有毒物质统称为化学战剂，素有“无声杀手”之称。
以化学战剂来分类，可包括神经性毒剂、糜烂性毒剂、全身中毒性毒剂、失能性毒剂、窒息性毒剂等，此外还有一类是有部分剂型可以警用的刺激性毒剂。
神经性毒剂主攻人体神经系统，主要剂型有塔崩、沙林、梭曼、VX等，可通过吸入或皮肤吸收；糜烂性毒剂主攻人体组织细胞，可导致组织细胞坏死溃烂，主要剂型有芥子气、路易斯气等；全身中毒性毒剂主攻人体的细胞氧化功能，主要剂型有氢氰酸、氯化氢等，可通过吸入吸收；失能性毒剂主攻人体运动、平衡功能，主要剂型有毕兹等，可通过吸入吸收并造成共济失调等症状；窒息性毒剂主攻人体呼吸系统，主要剂型有光气、氯气等，可通过吸入造成肺水肿等症状。
化学武器不仅种类多毒性大，而且极易获取，难以禁止。
尽管根据1997年4月多国缔结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军事大国已经承诺销毁全部化学武器，但由于这些化学战剂有很多本身就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或反应前体，诸如光气、氯气等，各大军事强国每年的民用化学工业依然要制备和使用数百吨到数千吨此类化学战剂。
此外，化学武器又被称为“穷国的原子弹”，由于造价低廉和技术门槛不高，使其在国际黑市上都能买得到。对于小国、弱国而言，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研制核武器门槛太高，强劲的研发实力和雄厚的资金支持难以具备，这使得化学武器备受其青睐。
化学武器，重在震慑
就是这样杀伤力巨大又易获取的化学武器，一战后就少出现大国战争中了，除了二战时候，日本军队肆无忌惮地在中国本土上使用。
一是使用化学武器势必失去道义的支持。
这源于一系列国际规则的制定。1925年《日内瓦公约》签订，其中对于战争中对他国使用窒息性、毒性气体武器以及其他细菌战术的行为明言禁止。1993年1月13日，国际社会又缔结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此公约于1997年4月29日生效，其核心内容是在全球范围内尽早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及其相关设施。
所以在现代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会受到国际公约的限制和舆论的谴责，没有人想主动当“靶子”。
二是化学武器不仅伤人也伤自己。
英国《每日邮报》指出，没有哪支军队愿意禁用威力强大的武器，同意禁用的往往是不好用的武器，化学武器属于后者。“它反复无常，会对使用者反戈一击。”
化学武器的杀伤作用不会在毒剂施放后立即停止，杀伤范围非常广泛。1943年12月，意大利战役期间，美军运送化学武器的约翰·哈维号货轮被德军空袭炸沉，储运的2000枚芥子气炸弹泄露，近千盟军士兵死亡，受损害平民超过5000人。
三是化学武器的军事价值在不断降低。
纵观历史上所有化学战记录，对于化学武器释放的限制也是相当大的。比如1915年1月31日，德军向俄军阵地发射了1.8万枚含有液态甲苄基溴（一种催泪气体）的炮弹，结果由于气温太低甲苄基溴全部冻住了，根本没有气化，放毒的目的没有实现。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化学武器的防护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毒气的克星木炭的出现就是典型的例子。俄罗斯著名化学家捷林斯基发现，前线士兵遭遇毒气攻击的应急方法之一是将头钻进松散的泥土中，经过泥土吸附和过滤，救了许多人。最终经多次试验，以吸附力较强的木炭作为材料，防毒面具就这样诞生了。
此外，对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防护设备齐全的现代军队而言，化学武器的威力并不像过去那么大。因为拥有“三防器材”（防止核生化三类武器的伤害）以及洗消作业，对于现代军队已不是新鲜事。这些器材被广泛用于防核、防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袭击的侦察、防护、洗消和急救方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化学武器的破坏力。
化学武器现今存在的意义最主要是威慑。
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德法三国默契地封存了它们剩余的化学武器。纵观整个二战，同盟国和轴心国都没有真正使用化学武器，虽然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多次在各种场合表达过对化学武器的“青睐”，比如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在对德国有可能入侵的问题上，丘吉尔曾对内阁表示“应该毫不犹豫地使用化学武器” ，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未付诸实践。毕竟，双方的化学武器很好地威慑了彼此。
所以，说目前经历过的非典亦或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化学武器，绝对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易反噬的生物武器
生物武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我国古代汉匈战争中，由于汉军攻势凌厉，匈奴军队在谋士的策划下，将染有病毒的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道路和水源上。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生物战”的最早记载，也是“生物战”的雏形。
时至近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首先研制和使用生物武器。德军间谍携带生物战剂，秘密地赶到英、法联军的骡马集中地，在骡马饲料中撒入生物武器——马鼻疽杆菌，几千匹骡马因而得病死亡，从而影响了英、法联军的军事活动。
1936年，日军在哈尔滨扩建细菌武器研制机构，大规模研制生产细菌武器，这一举动所造成的死伤更是不计其数。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生物战确实是以细菌为主要或唯一的战剂。不过现今作为现代生物战剂的病原体微生物及毒素受到公认的已有6大类，分为：细菌类，如炭疽杆菌战剂、鼠疫杆菌战剂、霍乱弧菌战剂；病毒类，如黄热病毒战剂、天花病毒战剂等；以及立克次氏体类、衣原体类、真菌类、毒素类。
在这些战剂中，诸如炭疽杆菌、腺鼠疫杆菌、天花病毒等战剂在无卫勤监护情况下致死率高达30%到50%，甚至可达90%以上，属于致死型生物战剂。而另外一些致死率较低、却可以导致患病者丧失劳动能力并极大消耗社会资源的，属于失能性生物战剂。
然而别忘了，这样的生物战有一个致命缺点——无差别性。细菌、病毒才不分你是敌军友军亦或是平民，一律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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